原题《人类能否从第六次大灭绝中幸存下来？》
        美国记者、科普作家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的纪实作品《大灭绝时代》今年4月获得普利策非虚构写作奖，这是该奖连续第二年颁给生态环保方面的著作，去年的得奖作品是《汤姆斯河》。连续颁奖，说明环保问题目前已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科研、学术和大众舆论的关注所在，也是焦虑所在。毕竟，在一个频发极端恶劣天气、食品卫生安全、病毒传染传播等事件的时代，人们不得不考虑自身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环境状况问题。
        一 冷静地讲述一次次灭绝
        《大灭绝时代》英文原名The Sixth Extinction，意为“第六次大灭绝”，也就是说之前尚有五次大灭绝事件。它们分别是约4 .4亿年之前的奥陶纪末期、3 .7亿年前的泥盆纪晚期、2 .5亿年之前的二叠纪末期、2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以及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是二叠纪末期，全球气候变暖使当时地球物种的90%灭绝。最著名的是白垩纪末期，由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引发的灾难(目前较流行的假说)消灭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恐龙。
        《大灭绝时代》前半部分叙述前五次灭绝以及关于灭绝的学术理论发展，后半部分叙述人类活动产生的广泛影响，竟至在地球上第一次发生“由某个单一物种引起其他物种大规模灭绝”的事件，即第六次大灭绝。通读下来，我们发现今日的环保著作越来越涉及天文、地理、地质、生物、气象、物理、化学等科学，而与文学无关。这可能是自蕾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以来将文学剔除出环保写作的大趋势使然；一方面也证成严格意义上的环保理念并非出自早期的“自然文学”，而是来自像F.L.奥姆斯特德《美国城市的文明化》等读来稍嫌枯燥的城市规划作品。事实上，经过严谨的科学分析和论证，“自然文学”所推崇的“自然”可能不仅不自然，而且还是反自然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灭绝时代》不具文学性，恰恰相反，科尔伯特的语言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作为一本环保著作，本书并无其他此类作品通常有的那种情绪化特征。甚至，读者都读不到作者在谈论环保问题时秉持或乐观或悲观的态度。可以说，《大灭绝时代》全文无一字透出对人类活动的批判和谴责，科尔伯特只是静静地在那里摆事实、讲道理，作科学方面的分析论证，我想，这种“于无声处”的写法要比打了鸡血的煽情有意义得多。
        当然，这也与科尔伯特写作此书的目的有一定的关系。她说自己虽然着墨于单一生物物种的灭绝或濒临灭绝，比如巴拿马金蛙、大海雀、苏门答腊犀，“但我真正的主题是这些物种所参与其中的一个宏大趋势。我努力在做的事情是要追踪一场大灭绝事件的踪迹……同时还要把这次灭绝事件放在生命历史这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上来考察。”视野与宗旨恢宏庄严如斯，要探讨的东西数不胜数，鸡血怎么打得进去呢？
        二 “灾变论”与“均变论”的博弈
        科尔伯特开篇即告诉我们，“灭绝”及其衍生的“灾变论”概念，并非古来有之，而是一个现代概念。迄至18世纪，人类尚无物种灭绝的观念，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史》、普林尼的《自然史》，还是卡尔•林奈的双名法分类学命名系统，都没有考虑和记述已经消亡的物种。18世纪中叶，从北美出土的乳齿象骸骨运至欧洲，大西洋两岸知识界精英对此意见不一，有说是大象，有说是河马。法国博物学领军人物布丰稍有不同，他认为这堆骨头代表三种动物，大象、河马，以及一种体格较大、似乎已经消失的物种。托马斯•杰斐逊同意布丰关于这个动物体格的观点，但不认为它已经消失。就任美国总统后，杰斐逊曾遣人寻找过这种游荡在北美大陆上的“未知动物”。
        奠定“灾变论”理论基础的是法国另一位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1796年4月4日，居维叶在公开演讲中公布了自己的研究结论：物种会大规模灭绝，且灭绝由意外突发性事件引起。这一划时代的理论，不幸与另一个划时代的理论——“均变论”——形成持久的冲突，两者拒不承认对方观点的合理性。
        达尔文后来根据“均变论”发展了他的“进化论”思想。尽管达尔文接受了居维叶生物会灭绝的观点，但他仍然是“均变论”思想的最有力支持者，他否认“灾变论”所指出的突发性要素在灭绝问题上的强大作用。根据“自然选择”原理，他认为生物诞生与灭绝这两个过程应该有着大致相当的速率，灭绝的发生必然是渐进式的。甚至，“一类动物全部物种的灭绝通常会是一个比其诞生更缓慢的过程”，人们想要目睹生物的灭绝与目睹生物的诞生一样困难。
        由此，达尔文将“突发性”排除出灭绝因素之外，并顺理成章地从中一并排除了人为因素。达尔文曾轻描淡地写道：动物在灭绝之前会不可避免地变得稀少，“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些动物灭绝的过程，他们经由人类之手，或是局部、或是整体地灭绝”。在他看来，人类的影响只是作为间接因素参与生物灭绝的过程，类似于压死骆驼的那一根看似毁灭性、实则无足轻重的稻草。达尔文的这个观点影响十分深远，因为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人类活动只是自然选择的一个过程，而非造成生物灭绝的主要原因。而这个理论后来也一直被用于为过度砍伐、滥捕滥杀和严重污染“背书”。
        科尔伯特说这正是达尔文“自然选择”思想中一个“最为激进”的方面——达尔文从来没有给人类与其他生物划出过界限。他始终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是完全平等的，而否认“人性的特殊地位”；生存与灭亡必须也只能经由竞争和自然选择来完成，“在其中纳入任何其他机制都是不可理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