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的华文文坛里，女性作家的实力一向有目共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旅美的严歌苓及旅英的虹影，各以她们的小说赢得注目。严歌苓及虹影来自大陆，她们笔下的浮生情事，历史动荡，丰富多姿，极能引人入胜。然而她们刻意营造故事，穿插高潮，也时有过犹不及之虞。相形之下，具有台湾背景的作者，如在法国的郑宝娟，在美国的章缘，则显现了不同的叙事、取材策略。她们以家常，以人生细微面的描写见长。这也许反映了她们所承袭的台湾女性文学传统；但更重要的，她们蛰居海外多年，看得多了，也就见怪不见怪了。平淡中见功夫，是她们的特色。
        章缘以《更衣室的女人》见知台湾及美国文坛，之后的《大水之夜》表现了她再接再厉的决心。章缘的作品初以女性角度观照人生，对情欲流转诡谲幽微处，颇有体会。到了新作《蚊疫》，她已经能扩大她的有情观点，不只写女性，也写男女之间的欲望交错；推而广之，她更有意白描九０年代旅美华人社会的众生相。《蚊疫》是章缘的第一本长篇，开阖之间，颇见经营的苦心，初试身手，成绩已算是极难能可贵。
        《蚊疫》的故事描写两对中年夫妇的婚姻难题。人生到中年，似乎事业、家庭、感情都有了峰回路转的可能，是危机，还是转机，但看个人的智慧与取舍。华人社会已非当年的寒素单纯。像章缘笔下的纽约新华埠，各色人等聚集，你来我往，所形成的风情与世故，其实不亚于台北或上海或香港。她的角色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计算机专家，有的是文化专业人士。他们事业有成，静极思变，于是有了种种有意及无意的脱轨行为。
        这样的情节，坦白说，不算新鲜。多年前的於梨华就凭海外华人的悲欢纪事从《又见棕榈、又见棕櫊》到《考验》，享誉一时。但如前所述，章缘这一型的作者并不以编织故事取胜。她所专注的，毋宁是又一个世代海外华人如何面对人生转折，寻求安顿的方式。如果於梨华所描写的人物还有一种游子过客、去国离乡的身世之感，章缘的人物则在曼哈顿，在法拉盛，在长岛活得理所当然起来。但这其实增加了她写作的难度。面对这么一群「直把他乡作故乡」的男男女女，她必须降低姿态，实事求是的描写他们怎样穿衣吃饭、上班下班，偷情通奸，小奸小坏。日光底下无新事，四海都是中国人。
        我以为就平常写不平常，章缘有的片段可圈可点，有的片段稍嫌平板。故事最重要的象征就是书名所引涉的蚊疫。一九九九年，西尼罗蚊疫病毒侵入美国，在纽约造成恐慌，一时人人自危，却又免不了小题大作的张致。这场虚惊提供章缘一个极佳角度，审视她笔下的男女「免疫力」如何。时疫是有传染性的，蔓延起来，常人不免。而情欲，尤其是积鬰已久的情欲，又何尝不是如此?小说中的旷男怨女因此纷纷沾染了来得急，去得却不快的干系，欲剪还乱，直到尾声，还没有定局。
        以病喻情，当然是小说常见的主题。章缘的《蚊疫》既不是相思病，也不是色情狂。中年人的情事，有那么点来日无多的感伤，也有那么点不堪回首的怅惘，但思前想后，总不脱一股谨小慎微的姿态。小说所分的四章，各以「感染」、「蔓延」、「防治」、「疫情」为名，看得出章缘诊断、检讨「疫」的慧心。但我以为《蚊疫》还是写得太小心。那神秘的西尼罗病毒在书的前半部惊鸿一瞥，之后就逐渐退为背景。想象中，这病毒不论如何无关痛痒，它应该更让我们这群角色借题发挥，成为挥之不去的执念。换句话说，由蚊疫所引起的一种危险而浪漫的「病态」，在小说中只点到为止——真像被蚊子咬了一下似的——而迅速就被「防治」了，读来觉得搔到痒处，却不够过瘾。
        这是章缘的两难。写平常里的不平常，她游走在细火慢炖的现实人生，以及隐于其下、一触即发的躁动不安间。她「发明」了一只又一只的蚊子，或是文字，嗡嗡的搅扰太平盛世，突然让人人自危起来。但小说中的危机感还嫌太清楚，太有迹可寻。这倒使我怀念章缘在《更衣室的女人》中，那样处理情欲的不可捉摸，或《大水之夜》中，那样创造情欲（及权力）的诡秘寓言。话说回来，作为章缘的第一本长篇，《蚊疫》处处显示她经营场景，调度人物、叙事的能力。长篇小说的操作决不似短篇一般，想来章缘现在应该了然于心了。有了《蚊疫》所打下坚实的基础 ，她应如自序所言，「可以安心进入中年」，作个成熟的小说家。《蚊疫》写得有心，也极其用心，我因此极为乐意推荐这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