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个诉求是在1990年代早期明确提出的，至今未获解决。原因在于，日本存在双生欠缺。一是缺乏“正常”的能力，不仅包括常备军队及其法律保障，而且还有相关的社会意愿。二是在国际体系中缺乏“正常”的合法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荷兰莱登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就指出，日本在“学会面对过去”和向邻国道歉两方面都不合格。
        这里提到的双生欠缺，具有相当的互斥性。安倍政府于今年7月推动集体自卫权解禁，为自卫队重新转型为日本军队扫平了法律上的障碍，迈出了挑战二战胜战世界秩序的危险一步。但在国际社会看来，这使得日本更难以具备“正常”的合法性。
        日本希望的“正常国家”目标，实际上也贯穿着日本近代以来的整个历程。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所著的《现代日本》一书，被收入“牛津通识读本”，受到多位亚洲史、日本史研究权威的赞誉。这本书围绕日本迈向现代（性）和“正常国家”目标的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变迁，剖解了日本国家发展与转型的动力、成就与局限，很好的总结了日本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陷入的矛盾与分裂心态。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抵达日本。一般观点认为，这起“黑船事件”是日本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和现代的起点。《现代日本》一书认为日本的国家建设和转型要追溯到16世纪的战国时期。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认为，织田信长打破了此前日本的国家政治传统，建立起现实政治理念，而在接替丰臣秀吉掌控日本政治的德川家康，不仅建立起了一套幕藩体制，而且推动日本国家政治与皇室的分离，推动日本国民形成国家意识。德川幕府为了保障权势，还是醒了参勤交代制度，抑制了地方分离与自治倾向，且以迫使地方大名定期迁行江户居住的方式，“使碎片化的国家布满交通路线和贸易机会……开启了全国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未19世纪时经济的快速现代化打下了基础”，还因此启动了城市化进程。
当然，德川幕府的施政，在无意间推动日本朝着现代国家、正常国家转型过程中，也制造了诸多障碍，最典型的就是社会分层体系，以及禁绝对外贸易的国策。黑船事件后的明治维新，表现为近代日本对现代性的积极接纳。这期间，日本建立了宪法、现代教育，引进了海外技术体系，开始培育出强大的工业制造体系，也打破了江户时期的社会分层体系，但保留了相当残余。日本近代的重要政治特征在于，以政党制面目出现的贵族统治对于人民现代政治意识和参与的抑制，并且，国家有意识将传统的武士精英的虚浮理想重塑为国家名片，确立为日本国家价值的典范。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指出，这些努力使得近代日本企图通过向邻国并且最终向欧美开展来“超克现代性”。
        二战战败后，占领时期的美国改造实现了日本的民主化，相应的社会和政治改造却并不彻底。“未完成的改造”随着日本经济在1960年代以后的腾飞，使得制度和规则都固化下来。19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滞涨，人口老龄化凸显，年轻一代不愿意再接受“终身雇佣制”安排以及一直以来的各种社会、文化规则的约束，这就产生了各种光怪陆离的新消费主义亚文化。日本最为著名的、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多部作品就真切的刻画了日本新一代的迷惘。而在同期，出于对新消费主义亚文化及其社会效应的反感，日本社会也出现了呼唤回归传统的呼声。
        1990年代以后的日本，在国家定位、国际关系诸方面与中韩等邻国屡生争吵，而在国内的经济改革也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基础。克里斯托弗•戈托-琼斯援引1970年代日本心理学家岸田秀的观点指出，日本战后被置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需要实现民主，一方面发现民主使由原先的敌人强加的，因而政治家和民众都主动回避各类公共参与，没能建构起可供主体参与的、活跃的公共空间。这成为日本国际国内问题上从表态到政策诸环节发生分裂的来源。也就是说，不光二战战争责任，就连日本国内的公共事务，也找不到可靠的、现代的、单一的、非病理性的政治主体来承担。